Dale Mortensen and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05年的冬天，我每周会起两个大早，然后坐公共汽车去MIT听那里的宏观课。课是大名鼎鼎的Daron Acemoglu教。你一定会以为这么有名的教授上课，底下一定坐满了人。其实不是，底下总共只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半还不是MIT的。这已经是专业的宏观课，不准备未来做宏观研究的人，是不用在这样的课上浪费时间的。

Acemoglu教得不是他更为人所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增长的研究，而是教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枯燥的话题，也是他刚出道时研究的东西：搜寻模型。他为那门只有几个人上的课，竟然写了几百页的讲义，认真的程度，让人惊叹。

在那门课上学到了什么，我已经大部分都还给Acemoglu了，这不是他的错，而完全是我个人的兴趣原因。不过那门课让我记住了两个名字和一篇文章，Mortensen and Pissarides (1994)，是的就是今年诺奖得主中的两位。虽然我完全是搜寻文献的门外汉，但是我下面这句话应该不算过：如果在所有已经存在搜寻的文献中选出一篇必读的，那我猜测这一篇多半应该是Mortensen and Pissarides (1994)吧（有人反对吗？）。

Peter Diamond

Peter Diamond即便独自得奖，我觉得他也是够资格的。与Mortensen和Pissarides写的文章，要在专门的宏观课里才能碰到不同，Peter Diamond的文章在一年级的宏观里就能碰到，在二年级的宏观里也能碰到，在偏微观的公共财政课上也能碰到，在偏宏观的公共财政课上也能碰到。

一年级宏观课里碰到的是Peter Diamond版的交叠世代(OLG)模型。虽然OLG模型并不是Peter Diamond发明的，但是今天在每个研究生课堂里教的OLG模型，多半都是从Diamond (1965)衍生出来的。二年级的宏观课，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Acemoglu的课上，自然也有Diamond的文章，诺奖委员会显然也是因为他对搜寻模型的贡献才给Diamond发的奖。可是，出于对文献的无知，和Acemoglu对Mortensen and Pissarides (1994)的反复强调，让我始终有种幻觉，Peter Diamond并没有那两位重要。事实证明，这种幻觉，只是因为我的无知。但是我敢说，Diamond对搜寻模型的贡献，并不比他的OLG模型，和我马上要说的他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更著名。

我读博士的时候上过一年的公共财政课，四个教授教。公共财政课从极度理论的最优税收理论开始，到极度应用的（美国）养老和医疗改革止。阅读的文章也是从Peter Diamond开始，到Peter Diamond止。让我尽量不夸张的说：Diamond对最优税收理论的贡献，即便不如Mirrlees（1996年诺奖得主），他也是当代最优税收理论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至于关于养老保险，如果把关于养老保险的必读文献里Peter Diamond的文章去掉，你会发现，文献就剩下一半不到了。

搜寻模型

搜寻模型的应用很广，我没有能力评价（有谁愿意写，且愿意借我这个平台发，可以告诉我一声）。我读过一些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也读过一些关于货币的，都是粗粗的了解。但我知道一点：在搜寻模型出现之前，宏观经济学的模型里是没有失业的，只有自愿的选择不工作。有了搜寻模型之后，宏观经济学模型里，才有了真正的失业――想工作但是却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