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于上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觉得对于最近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的罢工事件的看法不是太左，就是太右。比较典型的太左的观点就是觉得中国工人工资低是因为资本家剥削，现在终于起来反抗了，大好事一件。比较典型的太右的观点是工人的罢工在破坏合同，组织工会其实目的是要漫天要价，最终反而其实会伤害工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不参与罢工，不加入工会工人的利益。坦率的说，这两种观点我都觉得有点太简单化问题。所以我写了4个故事，2个回应左派的观点，2个回应右派的观点。

故事1和故事3是回应左派的，讲的道理在所有经济学原理课本里都能找到。故事1就是最简单的成本最小化的事情，工资涨了企业就少雇人多用机器，工资涨得（过）多了，就业就会降低。故事3就更简单了，资本是能流动的，你可以要求加工资，但是你不能保证人家不搬走。

故事2和4是回应右派的。故事2的源头是Card, David & Krueger, Alan B, 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4), pages 772-93以及Lawrence F. Katz & Alan B. Krueger, 1992.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6(1), pages 6-21.讲的基本上是具有买方垄断的雇主是如何通过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的。

故事4的源头是一个搜寻模型，在这样一类模型里，所谓“均衡工资”的概念很多时候是通过谈判实现的，而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一个比较好的综述是：Richard Rogerson & Robert Shimer & Randall Wright, 2005. “Search-Theoretic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3(4), pages 959-988.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故事1和3可能是更具决定性的力量，但故事2和4并不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中国劳动力在资本面前的弱势是必须承认的，故事2和4都只是这种弱势的一种体现。

以下是正文：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四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它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的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想象的要更困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工资。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四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的留了下来，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十个民工有九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的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一点可以忍受的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得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的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的保持盈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四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各地的罢工事件，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四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完全不那么显然。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四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