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在本周的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编辑给的名字是《佃户和房奴的”one dream”》。我这篇文章绝对没有以下两个意思：1.要均贫富，分田地。2.中国当前的房价不高或者没有泡沫。写得时候，就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特别是1。但觉得要是去谈1，整篇文章读起来就不顺了，所以最后没谈。为了防止还是有人有砍死黄世仁的想法，我把黄世仁写成了一个好人。把他写这么好，就是想暗示，不要看到这个就想着打土豪，分田地，人不是坏人。现在有点后悔， 我不应该用黄世仁这个名字，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更不难听的地主名字。整篇文章，我省略了极多东西，目的只是想突出我想强调的那个侧面。

有个人叫王二，生活在500年前。王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有一身力气，但是家里穷，半亩地也没有。500年前那会儿，世界也很简单，大家都种地。王二的父亲种地，王二父亲的父亲也种地。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其实村里就黄世仁一家是地主，整个村子全是他家的佃户。

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佃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村里的佃户，每年交完黄世仁的租子，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因此也没有激励问题。哪家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这种事情。这么说吧，这个村子是一个模范村子，唯一的一点问题是，全村子只有黄世仁一家有地。

但就这一点点的小问题，让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

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是佃户们自己把地租给推上去的。收成好了，就有佃户想多租点地种，提高收入。可是，地主黄世仁凭什么多给这些人地呢，这对别的佃户不是不公平吗？于是这些佃户就提高了地租，想以此来多拿地，但别的佃户也会加价。最后的结果是，均衡的地租上升了，但谁也没能多拿到地。所以，世世代代，村子里的佃户们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租子，一般的年份就只剩下点口粮了，好点的年头最多也就能多喝一两壶，差的年头可能还要挨饿。而整个村子绝大部分的剩余，最后都是在黄世仁手里。

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佃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佃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这些佃户干的越辛苦，打的粮食越多，地价也越高。

那个生活在500年前的王二，如果被月光宝盒送到今天的中国，他大概会遇到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同的问题。让他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个大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500年前那个鸡犬相闻的小村子，还是500年后纷繁喧嚣的都市。

王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认真读书，上班后也很努力工作。但是父母不算有钱，所以没能给王二准备一套房子。王二的一个梦想就是，勤奋工作，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一个小问题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地主──市政府，坚持按照用市价出让土地和住房。政府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只要是出价高者，就能拿到地，买到房。假设这个市政府清正廉明，中间也没有什么开发商添乱，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之类的情况在王二生活的城市也不存在。换句话说，王二生活在一个模范城市里。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问题，让王二或者说王二们遇到了大问题。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却发现总是攒不够买房的钱。原因很简单，如果收入上去了，房子的价格也会上去。这还不是市政府心狠加价，这是一个模范城市，市政府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的，而是市价就是这样。房子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王二们的收入上去了，房价也会上升。事实上，有时候还是王二们自己把房价给推上去的。收入高了，大家都想住得好点、大点，结果最后均衡的结果是，房价上去了，但也没多少人能真的住得大点、好点，倒是政府手里的土地收入不断上涨。

这样一种分配住房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房地产业还迅猛发展。宏观地看，这确实是一个样板城市。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城市也可能会是危机重重：绝大多数辛苦工作的王二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房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王二们干的越辛苦，挣的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中国的房价问题，要远比这里描述的情况复杂多了，这里要说的完全涵盖不了高房价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骨子里，房价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500年前，每个人都要种地，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地的；500年后，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下来没有房子或地，就等于一生下来就背了一笔债，欠那些有房子有地的人的债，而且这笔债还是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的。因此房价问题，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前面的例子里，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因此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更是一个分配问题。500年前，这个分配问题，是在王二和黄世仁之间的；而500年后，这个分配问题，在我上面的例子里，则是在王二们和政府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像是一个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这件事情未必影响效率，但是恐怕很难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和公平。

因此，以后在出台任何住房政策的时候恐怕都应该注意，房价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分配问题，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