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故意的。

英语里没有顿号，平行的词汇一般用逗号分割。我没有满嘴跑英文单词的习惯，认识的洋品牌比绝大多数普通白领少，但有三件事情会暴露我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痕迹：不会用顿号、爱去咖啡店还有就是虽然过了背双肩包的年龄还继续背双肩包。

回到北京有半年了。北京的空气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适应了，早晚高峰的地铁半个月后我就游刃有余，打不到车没关系我有公交卡实在不行就找满街的黑车，不管是含三聚氰胺还是黄曲霉素牛奶我也敢喝至今还没出人命。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除了不会用顿号这等小事，我走在路上绝对不会被人当做是喝过洋墨水的，北京的生活我适应得很快。

但这个博客我很久没碰了，一个原因就是，我还在找节奏。跑步的人都应该有经验，如果跑的速度和节奏合适，你可以跑很长很久都不觉得特别疲劳。但如果速度和节奏不对，可能没跑几分钟就会气喘吁吁。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就是那个气喘吁吁的人。我只能通过规律的生活和阅读寻找节奏。这半年我读了很多书，除了我高三那会儿拼命读武侠小说的劲头，我还从没如此密集的读过书。等我有时间了，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好了，还是回到经济吧。中国今年前5个月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看，对如何应对也存在不少争论。这是我去年9月写的《一份经济政策备忘录》（发在瞭望东方上），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觉得中国和世界经济可能会遇到问题，因此写下一份“备忘录”，等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现在，正是时候了。

2011年9月xx日

提要：尽管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扼制，预计通货膨胀从高点回落；而经济增速依然强劲，没有出现2008年调控时经济增速骤减的现象—但2011年的四季度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增加。本备忘录就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时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应对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增长率：通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率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再所难免。增长率，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下，已经无法反映：1.增长的质量；2.对弱势群体的保护；3.经济结构的调整；4.就业增长的速度；5.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出台应对政策，应以以上5点为指针，而非单纯的增长率。

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银根的做法应该避免，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中国在2008-2010年间发生的信贷扩张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再次大幅放松银根将有饮鸩止渴的危险，可能的后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大幅增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投资的回报率骤减以及资产和货物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因此，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货币政策姿态，可以由目前的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业务正常的机构和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人民银行应该适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鉴于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降息的做法不应鼓励。调整货币政策姿态，更多的应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来实现。

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切不可因为国际经济二次探底而再次停顿。国际主要货币的稳定性，在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政策，将愈加不利于中国经济—在短期，美元走势决定人民币走势，美元利率牵制人民币利率，使得中国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在长期，美元的远期走势很可能会和中国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汇率走势方向相反，阻碍中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即便在全球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应停止。

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和透明的财政刺激将是应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政策手段。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仍然有充分的空间，可以允许有力的财政刺激。但为了保证财政资源被有效运用，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隐性政府债务的积累，财政刺激务必试图做到：1.任何财政刺激都通过政府预算的方式发生，避免预算外支出，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变相成为支出主体，积累债务；2.财政刺激以保护民生为主要方向，包括向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护，要避免匆忙上马政府投资的项目；3.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环保等方向，可以加大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应对危机，也对未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4.必要时，首先应该对居民进行减免税费，包括收入所得税，五险一金等。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要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财政资源。

结构性政策：中国还有不少尚未完成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短期未必有利于应对危机，但是在长期对实现稳定，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实现关键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通过相应税收来反映环境成本；实现金融深化，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投资方式，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包括行业准入和地区准入，消除地方保护和企业垄断；减少居民流动的壁垒，实现城乡居民一致的“国民化”；还有就是明确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责和角色，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结语：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曾说：我们可不希望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借此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全球经济再次探底，这将是别人的危机，而恰恰是我们推动改革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