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奇为什么有不少人把我那篇关于数量宽松的文章解读成我在抨击美国人的货币政策。我那篇文章的文字很清楚，我批判的可不是美国人的政策。下面这一篇是和数量宽松那篇同时写的，也就是写于2个月前，发在了《瞭望东方》上。我想提醒一下这个博客的新读者：我每篇文章通常只谈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谈到你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失语”，而是那不是我要谈的问题。我还想善意的解释一下：我给好几个地方写文章，还有这个博客，我一个月的产量大概在10－15篇文章，1万5千字－2万字。因为版权原因，不是每篇文章都放在这个博客上。对我而言，很多事情我已经讲过了，因此没必要再讲，没必要在所有的文章里都重复，再说还有篇幅限制。但对一个读者而言，读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和这个作者在别的地方写的另外一篇文章讲过什么没什么关系。 因此，我们之间存在一点点不对称。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讲过无数遍了，然后你可能觉得我回避了重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避免的。所以，我每篇文章尽量都做到只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我现在已经尽量把文字写得比较严谨（一个代价是，这样的文字可读性下降了，这是我的能力问题），所以，如果你读完一篇文章之后，形成了一个观点，但是在我的原文里找不到清晰的对应，那这个观点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而不是我的。

最近，通货膨胀的苗头重现。人民银行开始用很高的频率收紧货币政策，国务院也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价格干预，试图平抑物价。

通货膨胀的根源通常无非有两种，供给冲击或者是总需求过度。供给冲击的例子很多，农业歉收，国际油价暴涨还有自然灾害，这些都可能会引发一些产品的供应紧张，从而导致价格上涨。但更多的通胀，通常还是由于总需求过度导致的。而引起总需求过热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如果货币宽松，投资就会强劲，消费也会旺盛，同时市场里的流动性也会宽裕，在中国的市场条件下，这些组合通常会引发一些瓶颈行业的价格上涨，从而引发通胀。

现在有不少评论人认为，中国此番的通胀就是由于2009年货币超发导致的。这种看法虽然也许有道理，但不免有点一棒打死，毕竟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在一个全球衰退的环境里率先开始复苏。但值得商榷的，是央行选择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机，方式和力度。

中国的经济自2009年二季度开始走进复苏之后，三季度和四季度的增长都非常强劲。考虑到货币政策一般都有半年到三个季度的滞后，在那个时候，如果开始选择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保持财政刺激的力度，不仅不太可能扼杀经济复苏，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来年经济走向过热，引发通胀的风险。这就好像开车，如果看到前面有人过马路，不能到了跟前再刹车，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同时，收紧货币政策方式也有不同：收紧数量或者加息。收紧数量，虽然最直观，但副作用也很大。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里，希望不调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就能控制适当的信贷规模和确保贷款的流向合理，简直属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毕竟，在贷款的真实利率那么低的情况下，大多企业都会有贷款的冲动，而在利差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银行也有多放贷款的动力。在这两重压力下，想要保证贷款不快速增长且不流向产能过剩的行业，简直难上加难。不加息而试图控制信贷总量，就好像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可不是，当人民银行开始试图控制信贷总量的时候，银行的表外业务，例如说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的理财产品，就开始膨胀。这些都是市场对低资金成本和总量控制的规避行为。如果紧缩货币的方式是通过加息，这种情况就会得到缓解，因为加息会直接减少对资金的需求。

当然，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在去年三四季度就开始选择退出，而是晚了半年在2010年一季度后才开始真正的退出。退出时，选择的主要方式也是控制信贷规模，而不是加息，因此开始时效果不好完全不出乎意料。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更多的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控制信贷规模的必然结果就是力度不均：不该切的一刀切，改切的没切到。如果说此番的通胀人民银行有责任，并不是因为2009年货币超发，而是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的太迟，方式太偏于量化手段，且力度不均。

造成这些的，恐怕未必是人民银行判断失误，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要知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息的环境，虽然有引发通胀的危险，但却可以给那些依赖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一些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部门，也会希望货币政策保持宽松。这些局部的利益追求最终会转化为政治压力。这样的政治压力，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但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是独立的，央行行长的任期超越政治周期，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可以有效抵御政治压力。但在没有独立央行的情况下，政治压力则极有可能会扭曲货币政策的走向和操作方式，中国的央行怕就是处于这样的位置。

此时此刻，如果说需要避免的，就是央行在新一番的政治压力下用错误的方式过度紧缩。如果真是如此，半年后通胀见底的时候，怕也是中国经济重新走向疲弱的开始。